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华海洋文明第一篇章展厅中，展出有一件汉代石寨山型羽人划舟纹铜鼓，通高49厘米，鼓面直径63厘米，以范铸法铸造而成。

石寨山型铜鼓，是战国初期至东汉初期流行于我国南越地区（包括今我国广东、广西大部分区域和越南中北部地区）和东南亚诸国的典型器物，船纹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纹饰之一。铜鼓是百越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器物，鼓身的纹饰往往反映了当时人们战斗、狩猎、祭祀和生活的场景，图案生动传神。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广西地区的骆越、西瓯一些古国部族实际上就是通过铜鼓来反映身份地位的。

上文均有提到的南越文化与百越文化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广义而言，百越是上古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南方广大地区的有共同族源和文化特征的一个大族群的总称，其历史绵延数千年，活动范围很广，《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百越距今年代久远，文献记载较少，且支系颇多，种姓繁杂，其分布区域在学术界也是争议不断。

有学者认为汉人所称的“百越”就是指东南沿海的越人，而从越语中解读，越人自己意义上的百越只限于岭南地区，又称“扬越”、“南越”，从“百越”到“扬越”、“南越”则是自战国而秦而汉的递变名称罢了。南越多处于热带、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境内层峦叠嶂、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在这种依山傍水的环境之中所孕育出来的文化一经产生便天然的与海洋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我馆展出的这件铜鼓全身铸有纹饰，鼓面中央铸有一太阳花纹饰，周边铸有连珠纹及翔鹭纹，鼓腹部铸有四耳，鼓侧铸有六组羽人划舟图案。

此羽人划舟纹图案底部以弧形边框线为舟，船首和船尾均上翘并向下卷曲，船首装饰鸟羽纹，舟上坐四人成一列，均头戴巨大羽冠，船头三人做奋力划桨状，船尾一人做指挥状，羽冠的羽毛似迎风飘扬。鼓身上小下大，品相端庄，是典型的秦汉时期百越铜鼓样式。

类似的纹饰分别出现在南越王墓西汉羽人划舟纹铜提筒、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西汉羽人划船纹栉纹铜鼓、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的战国羽人竞渡纹青铜靴型钺等珍贵文物上，具有明显的历史烙印，是南越舟船文化的具体体现。

南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船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是他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然而在当时较为低下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下，不管是航行还是打渔作业都是极具风险的。于是南越人祈求平安盼望丰收的愿望就体现在祭祀上，镂刻了太阳纹和船纹的铜鼓正是南越人用于舟船祭祀的典型器物之一。

史书载“越人习于水，便于用舟”，南越族群以习于水性、善于航海而闻名于世，文献中关于南越民族善于舟楫、航海的记载多不胜数，《淮南子·齐俗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越绝书·吴内传》：“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除了文献记载，还有许多实物证据证明了我国古代舟船的发展离不开南越族群的巨大贡献，南越文化的羽人划舟图案或生动具体，或抽象概化，展示了我国战汉时期在舟船建造中出现的桨、帆、橹等船舶属具，甚至在南越王墓出土的船纹铜提梁筒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密隔舱示意图，为我们研究南越舟船文化甚至我国古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此外，石寨山型铜鼓还是我国古代南越地区与东南亚诸国海上交往的有力见证。此类铜鼓的分布以云南地区为中心，在我国广西、广东，东南亚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发现。铜鼓在古代常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也常用于宴会、乐舞中，是一种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的少数民族打击乐器。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先民智慧的象征，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之珍藏，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往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文化符号的重要角色，是我国古代南越地区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交往的媒介之一。

我馆收藏的汉代石寨山型羽人划舟纹铜鼓，作为我国古代南越舟船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见证的缩影，历经了两千多年的风雨，在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华海洋文明第一篇章中与今人进行时空对话，向我们讲述当年的故事。